常燕山与天启棍 — 常巴巴轶事辑述之二

前文提到，先父曾撰《燕山常巴巴事辑》七绝五首，幸被保存下来。先父不以吟哦为长，从来很少动笔，偶有所作也不轻易示人。这五首小诗是纪实之作，蕴含着先父对常巴巴的敬仰纪念之情：

前面已经谈到，常燕山传留甘肃的武术，主要是两大宗，一是传给河州的天启棍，二是传给兰州的八门拳和撕、炮拳。民间传抄资料中反映出，拳术方面还有通背拳，器械方面似乎还有诸如枪、刀、鞭、铜之类，但上述两宗东西最重要。这一棍一拳不但流传广，影响大，而且也都是渊源有自的古典武艺遗存，品位比之当代那些托名高古而实际出自浅人编缀的拳械套子来，自然要高出许多。

吾友方汝楫，是一位有影响的天启棍家，多年来做了不少天启棍的整理研究工作，1993年同甘肃候尚达合作出版了《天启棍研究》一书。其父方学义（1903—1984）是魏廷贤的再传弟子，属王富海一系天启棍的第四代传人，所以方汝楫在天启棍上可称门里出身。汝楫的论著（以下简称“方文”），主要祖述了天启棍王富海、魏廷贤一系的传承，并未涉及马孝个一系，在我看来，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完整的河州天启棍体系是由马、王以来回、汉两个传系构成的，至今为止，这两个传系依然各有承袭，并且还在继续发展着，因为缺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是不完整的。

先父门下有两位专擅棍法并且都有“棍王”之誉的高足，一是王天鹏，二是前已提及的罗文源，这两位弟子是先父当年搜集和研究陇右棍法的主要助手。王天鹏练过得自于山西的“天旗棍”和魏家的天启棍，罗广源幼年即从兰州南滩街杨家学过天旗（启）棍，后又从王天鹏学过天旗棍与魏家天启棍，又从马兴燕学了马孝个一系的天启棍。以他二人的阅历功力，的确具备了对各系天启棍进行综合比较的条件，故先父曾将这项工作郑重嘱托二人。据罗文源生前对我说，他和天鹏反复比较的结果，认为河州马、魏两系的天启棍并无太多差别，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所谓“异”，主要表现为演练风格上的不同，马系立势沉稳，稳扎稳打，动作起伏伸缩的幅度也比较大些；魏系立势活便，身法、打法变化都比较快，比较灵活，外场上显得比马系潇洒。套子内容确实没有大的差别，只有排子的练法略有不同，这不能排除辗转传习中的变异因素。总之，从技术上看，两系同源是没有问题的。这两位“棍科”专家的结论，对我们有启发，因此，我们不能不在两棍同源的源头问题上进行追索。

方文在追寻王富海的师源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是富有意义的，我们不妨沿着方文的线索展开讨论。

首先，方文提出“天启棍究竟是土生土长于临夏，不是由外地传入”的问题，并罗列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三种流行说法。其一，《续修地河县志》说，即王富海从山东学来的。其二，。其三，少林寺至善禅师传棍说。方文对三说进行了辩析，否定了荒诞不经的至善禅师说，对另外两说加以折衷，得出了结论：“天启棍是外地传入，王富海是首传人是可信的。”

其次，方文通过古今名势比对，论证了河州天启棍与明代俞大猷《剑经》、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之间的源渊关系，他认为：“天启棍极有可能就是俞氏棍法的后裔，而它与程氏棍法的血缘关系更近。”

《续修导河县志》之说，显然是志书对民间“从一山东人学来”之说的误载，前已揭出，兹不复述。少林至善禅师传棍说，流布甚广，耳食者往往信以为真，实际是委巷无稽之谈。民间武术界依托少林以故弄玄虚的说法比比皆是，大抵都当作如是观。，方文引此说云：

此说与常燕山传棍于王富海的经过多有相似之处。，以常为王，很像是有意在指东道西，隐去真相，这是否出自王富海本人，不得而知。此说亦颇有流传。1978年9月间，我曾向河州天启棍家李静悟先生（即“童子李道”）问及天启棍的来路，李便以此说相告，而且他说这是魏家的口传，由魏廷贤、魏光隆传到他。我以为三说中以此说最贴近真实，可视为常燕山传棍的一个佐证。

至于说到天启棍与明代俞、程两家棍法的渊源关系，方文的比较分析虽有一定见地，但明显存在不足和不确的地方。这是一个需要专题讨论的问题，本文只能简单扯几句。

明代棍法传派甚多，迄今还难以理出头绪来，如果从总体上区分其类别，我以为大致上可分成死把、活把两大类。死把亦称硬把，主要流行于浙、闽、粤等沿海地区，活把则主要流行在北方。当然也有交叉流行的情况。死把棍与活把棍差别很大，棍的形制不同，把位与立势不同，用法更不同。俞大猷《剑经》所载棍法（含钯法等）主要是死把棍法，而程宗猷所传“少林棍法”则是典型的活把棍，二者各成体系，大不相同。俞大猷曾亲自给徒有其名并无其实的少林僧人传授过棍法，⒂但是否被寺僧传存下来，并影响到嘉靖以后的少林棍法，这一点，目前尚无从考知。仅凭有限的几个名称术语的相同，不足以说明二氏棍法有传承上的渊源关系。所以，方文关于程氏棍法“承袭俞氏棍法是确然可信的”这一结论实难成立。天启棍是活把棍，与俞大猷死把棍法可谓南辕北辙，方文关于“天启棍极有可能是俞氏棍法的后裔”的推论自然也难以成立。但天启棍与同为活把棍的程宗猷少林棍法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点，方文就看得比较准，惜乎未能就此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实际上，，表露出它与五十五图棍有一定亲缘关系。对此，先父当年在河州时就觉察到了，这也正是先父在名目繁多的陇右棍套中对天启棍格外注意的原因。后来他反复观看马兴燕、魏光隆、张子纲等河州天启棍家的演练，又命弟子王、罗辈深入探研，先父的这一认识进一步明确了。

所谓五十五图棍，即明季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中卷“棍势五十五图”的传世演练套数，整个套子虚实兼计，凡八十八个动作，故又名八十八棍。，自来是通备武艺体系的内场珍秘。后来先父因其传衍已久，不免结构冗繁而多失古意，乃与先二叔父马英图一起，经过精心研究，对整个套子做了删繁就简、提玄钩要的大幅度修改，将许多重要的枪点纳入其中，并以古典武术文献为依据，郑重定名为“风磨棍”。从而使这个渊源有自、流传有绪的古典名棍得以再生。而河州天启棍，乃是程氏棍法不断传衍中的一个支系，或者说是一种版本。它有五十五图棍的内容，正如方文所举述的，有若干名称术语也完全相同，但又与沧州旧传五十五图棍明显不同——套子结构不同，劲力特点和演练风格尤不同。说明二者同源而异流。但有一点很重要，它仍保持着套子与排子并传的方式，它所保存下的天启排子是盐山旧传五十五图棍所没有的。当然，它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失真问题，这不奇怪，对主要靠身教言传以代代传习的武术来说，这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重要的是它毕竟是渊源有自的古典武艺遗绪，对我们研究古代棍法体系的形成与流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天启棍为什么以“天启”为名？这是另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

方文认为，在“天齐”、“天启”两种名称中，“天启”是地方文献确然有载的正名，而“天齐”托之于子虚乌有的少林寺僧至善，当然不可据信。方文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方文并没有涉及“天启”二字的出处问题。

世传的棍套有好几个同音异字的“天启棍”，天启以外，还有“天齐”、“天旗”、“天奇”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天旗”，前面提到过，王天鹏所练的就是天旗棍。另外兰州南滩街杨的棍，也是得之于常燕山的天启棍，但杨氏称之为天旗棍。这可能是杨氏后代的口传之误，也可能是有意改动。杨氏三代以棍法享名兰州，可惜后继乏人，竟慢慢泯没无闻了。

王天鹏的天旗棍得自有“神棍”之号的山西人杨秉文。此棍以“天旗”名者，是因为棍势多与“旗”字有关，如迎风展旗、秦王磨旗之类，特别是其中有多个与“天旗”有关的势子，如怀抱天旗、斜插天旗、倒挂天旗、天王举旗等。这个套子虽然与沧州旧传五十五图棍不同，与河州天启棍亦不同，但经过仔细比对，发现它的基本棍势多与五十五图棍、河州天启棍相同或相近，只是名称差别较大。另外，天旗棍也在棍法十趟之外，还有十二趟排子，而排子的单练法和对演之法，与天启排子亦无太大差别，只是劲道上稍显遒猛而已。根据这些比对分析，先父认为，三棍仍属同源异流，都是程宗猷棍法的不同流别。名称上，“天旗”是天启的讹变，棍势中“旗”或是“天旗”一类命名，是出于刻意附会。至于其他“天齐”、“天奇”之类，大抵都出自假托依附之作，这种情况在武术界，特别是当代武术界司空见惯，不足为怪。

先父认为，正如戚继光曾经以“辛酉”（嘉靖四十年，1561）纪年为刀法命名一样，因为程宗猷的《耕余剩技》刊行于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故后世拳家便以天启年号为棍名。这显然包含着对程氏棍法的宗奉之义，也与程氏书长时期主要以天启刊本和抄本流传于世有关系。程宗猷的《少林棍法》三卷，初刊于万历末年，但这个刊本传布不广，明清以来年公私藏书目录书中，唯钱曾《读书敏求记》有著录，而钱氏收藏的也只是一个抄本，并非万历原刻。传存后世者，目前所知海内外仅北图善本部一部，见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艺术类。另外明末茅元仪收入《武备志》的《少林棍法阐宗》，也是万历刊本。，民间不得翻刻，加上卷帙浩繁，自来不易获见。天启元年，程宗猷又撰成《蹶张心法》、《长枪法选》、《单刀法选》3书，乃与《少林棍法阐宗》合刊，定名为《耕余剩技》，卷首有程的自序，末署 “天启元年春日新安海阳程宗猷识”。相比于万历刊本，这个本子的流行面要大得多，迄今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多有收藏，晚近的影印本和也以此本为底本。

然而总的来说，《耕余剩技》始终都不是一部大流量的书，清道光年间始有仪徵阮亨作序的聚文堂复刻本出现，但已经缺了《少林棍法阐宗》、《蹶张心法》及宗猷侄程子颐的序，及见血封喉晒药方等。一直到民国年间的武术热中，才有多种影印本和排印本行世，算是比较容易见到了，但也远非随处可见。在此之前，民间拳家世守程氏棍法者，不能不主要依靠抄本辗转传习。过去这种抄本时有所见。先父曾藏有《少林棍法阐宗》与《单刀法选》的合抄本，前面有程宗猷天启元年的序，原藏甘肃泾川县的通备山庄，后竟佚失。我在已故太极拳家徐震（哲东）先生处，见到过他收藏的《耕余剩技》抄本，是否全帙已记不清了，但我清楚记得其中有棍法内容。我还见过西安体院杨宝生同志藏的《少林棍法阐宗》抄本，此本在五十五图以外，多出“梅花落地”一图，正是唐豪先生所说的那种妄加添增后“自诩为佳本”者。总之，自两汉以降，在我国浩如瀚海的历代古籍中，武艺图籍是最受冷遇也最为寥落的一个类别，武人不文，文人又不能或不屑于此，刊本无多，口传心授之外，手抄本便成了重要的传播方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以来。程氏棍法图谱恐怕也主要是以抄本形式流传，后来以“天启”为名，应该与这类抄本多出自天启元年刊本有关。 

河州天启棍传之于常燕山，尽管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但仍感缺乏坚实有力的直接证据，因此今後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至于八门拳传于常燕山，则是无庸置疑的事情。对此，不但西北各省区的八门拳爱好者都言之凿凿，而且还有许多民间抄本可资参证。

近年，甘肃体委的郝心莲同志出版了《八门拳术》一书，该书第一节《八门拳术之源流考》中有云：  

郝书没有提到常燕山的族属，既不说常是回族，也不说是汉族，径改“常巴巴”为“常爸爸”。现在存世的《八门拳谱》一般都写作“常巴巴”，郝书引《八门拳谱》原文也说“人多呼常巴巴……”，说明拳谱的作者和传抄者们，对常的是十分明确的。“巴巴”是特有的敬称，是阿剌伯语的译音。巴巴并不等于“爸爸”，这是一个常识，郝久在陇上，不可能连这样一个极普通的常识都不知道，他的改动和避而不谈常的，不能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至于常燕山的籍贯，郝书先有“说明燕山并非其名，而是其籍贯”之论，接着又说：“到底是河北还是山东，尚无定论。”这是一个前后抵牾、不知所云的说法。

紧接着上引一节文字，郝书又写道：

郝“所掌握的十数部清末民初的八门拳资料”，应该是指80年代全国武术“挖整”活动中，甘肃省体委以巨资从民间拳师手中所征集来的大宗拳谱的一部分。这批“挖整”成果，一直是西北武术界所关切的，因为它确实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对我们研究常巴巴尤为重要。

然则至今十多年过去了，这批资料除《中国武术拳械录·八门拳》稍有披露外，并未公诸于世，其底蕴竟成了一个谜。如果《中国武术拳械录·八门拳》的内容就反映了这批资料的内容，也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因为《拳械录》竟将许多本不属于八门拳系统的拳械内容，如高家枪、琵琶条子、黄龙条子、登州捶等等，都归到了八门拳的名下，使“八门拳”成了一个宽泛无比而近于包揽一切陇上传统武术的门派。八门拳果真如此吗？天底下有这样的门派吗？我想稍有武术常识的人都不会表示同意。《拳械录·八门拳》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据《拳械录·前言》说：“此书的编纂工作是在各地上报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显然，八门拳“上报材料”的提供者，必是一位对八门拳所知甚浅的人，或者是根本就不大懂得武术的外行。《拳械录》的编辑们不免有失察之责。

据我的寡陋之见，清末民初以来，兰州武术界广为传抄的《八门拳谱》和其它名目的拳谱中有两篇与常燕山有关的短文，其一为《常巴巴论》，或名《常燕山原语》；其二为《炎亭揣辨》。据说还有一篇叫《常巴巴传》的，我未见之，不敢妄论有无。两文均没有作者署名，从语气看，当出自常燕山身后的某一位弟子或再传弟子之手，此人或即“炎亭”。

两文以传抄形式存世，不免多有鲁鱼豕亥之误，而且内容也大有异同。过去先父曾整理出一个清校本，收在《燕山常巴巴事辑》一稿中，今已不存。我自己原有一个抄本，录自一位姓钟的老同学；还有另一本子，。所幸者，1988年应中国武术研究院之邀，我曾通览了全国武术挖整工作中各省捐献的古今武术图籍和抄本，从中看到甘肃挖整办上报的两个本子，其一，是我所熟识的兰州安宁区农民拳师刘棣捐献的拳谱，谱名《国术论说》，其中有《论》与《揣辨》两文。其二是兰州钟家河拳师许昌宗捐献的民国抄本《八门拳谱图》。现以手头拥有的这些本子为依据，对两文进行一番清理，谨提供给研究者聊备参考。

两文都浅近易解，正是民间拳谱的文字风格，似不必在文字上做什么诠释了。下面仅就几个问题略陈陋见。

第一，《论》显然是一篇“诫弟子文”性质的东西，在旧时代的武术界十分常见，并非什么高深之论。相信这段话的确出自常巴巴之口，门弟子做了笔录，以求与八门拳并传久远。文中常自言“予遍历四海”，足见他掌握那么丰富的武术技艺，显然同他“遍游四海”的经历分不开。过去传说，常的足迹甚至到过青藏，曾给藏民传了马上梭标之法，这当然已无从考实，但恐怕也不是向壁凿空之谈。出于宗教的原因，常巴巴的游屐多在聚居地区，而且过着类似于修行者的枯守穷庐的清贫生活。但我相信他并不是职业宗教家，他的行止和言论——假如“名登紫府”之类确实出自其口，实与宗教家相去甚远。

第二，“炎亭”是何许人，至今已无人能确指。从文字推测，此人应是常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是一位在常过世以后犹严守常燕山八门拳传授，并对八门拳从理论到技术体系都有过整理传播之功的人。前曾提到，裴子源先生说过，世传的《八门拳谱》出自曹焵、曹清父子之手。裴先生是一位谦谨敦厚的长者，又曾学艺于曹清，此说当有一定根据。但我们至今未能找到其他佐证，故不敢遽断。若以年辈推算，曹焵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武举人，他能赶得上常巴巴在世，应是常的亲传弟子。曹清是光绪元年（1875）的武举人，上距曹焵中举二十多年，似乎不能亲炙常巴巴之教。曹焵的字号地方文献无徵，据其名推测，焵字从“火”，本义是：“坚刃也，凡兵器经烧则坚，……铁工烧刃曰焵。”则表字“炎亭”正与古人名字互应之义相合，如此，两文极有可能出自曹焵之手，而文字的浅近程度也很像是武人手笔。这也只是我的“揣辨”而已，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实。

第三，《揣辨》记常氏八门拳法要点，其中“靠山起室”之法当即拳家常说的“靠身起势”之法。两说音近字异，其实一也。按，“靠”是古典拳法中重要的技术内容，戚继光《拳经》三十二势中“靠”凡五见，有“穿心肘靠”、“靠身搬打”、“绞靠跌”等名目，今传八极拳、太极拳等均有“靠”法。与各家“靠”法有所不同，一般所谓“靠”应归之于“跌”法，而常巴巴的“靠”似可归之腿法，是贴近对家后在隐蔽状态下陡然发腿制敌之法。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古人衣襟甚长，拳家设计着势时便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戚继光《拳经》第一势是“懒扎衣”，谱云：“懒扎衣出门架子，变下势霎步单鞭；对敌若无胆向前，空自眼明手便！”这是借撩起前襟扎在腰间的虚拟势子，强调拳家对敌必须胆气充盈而从容不迫，不然“眼明手便”也是枉然。《揣辨》讲的与此有所不同。“手必掀其衣”一句，是说贴近对家后，迅速撩起衣襟，发腿攻敌。“伏腿暗发，势若闪电”八个字，很传神地描写出利用衣襟掩饰突然发腿的技巧。这些地方最具古典武艺风貌，说明常氏八门拳渊源有自，多存古意。而这些地方也正是当代“长拳”创编家们无从梦见的。

第四，《揣辨》中下面一段文字是其要点所在，值得细细玩味：“宜不测之时，方用八门徒手之艺——粘、连、擒、捆、破、缠、滚、胶、绊、跌。按地势之宽窄，则使纵奔踊跃，乘间而万无一失。”所谓“不测之时”，即指“夜宿旅店，忽造不测，赤手空拳”之时。《揣辨》强调，这种情势之下，正是“八门徒手之艺”最佳用武之地。粘、连、擒、捆等10个字，大抵都是贴身近战克敌制胜之法，在古典拳法技术体系中，属于拿法与跌法二类。由此可以断言，常巴巴所传八门拳法，虽然也含有一定的打法和腿法，但从总体上说，它是一种以跌、拿二法为骨干的拳法，正是这一点，才使我们在不胜繁芜的民间拳派中，对八门拳另眼相觑，珍重评价。记得旧时的八门拳家，脚下有“跤绊”、“撒脚”、“撒跤”；手上有“扣子”、“捆法”、“推法”等；身上有肩、背多种“靠法”。还有一系列肘膝兼施、手脚相应的“跤绊”。总之，其核心技术在致敌于茫然倒地，而不是拳打脚踢而已。因此，相对于贴身跌、拿之法而言，它的打法主要用“搌”；腿法低者用“奔（蹦）”，如“尕奔腿”之类，高者用“踩庄”、“跺子”之类，就显得分量不足。正是它这一结构特点代表了它固有的技术渊源，显示出它朴实无华的古典武艺特徵。

第五，有人对八门拳有所增益，炎亭对之极表鄙夷忧虑之情，显然他希望能长远保存八门实手固有的形式与精神。《揣辨》有云：“或有人于八门中发出顶捶者，此之谓如画蛇添足，空起楼阁，将八门实手尽成谬艺，可不惜哉！”。“顶捶”是今传八门拳中常见的拳法，亦名“中心捶”。前已论及，八门拳以跌、拿二法为骨干拳法显得不足，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好事者增加了顶捶。此事当发生在常燕山身后不久。

主要以套路演练形式流传于民间的武术，在长时间的传习中，必定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滋衍，这势所难免，似不必漫加訾议。也正因为有这种不断流变失真的问题存在，才显出杰出的武术家的历史作用和价值。当然，我所说的“武术家”有其特定的内涵，有其历史形成的概念界定，其中并不包括那些徒有其名的花派“武（舞）术家”们。总之，武术自身顺应世移时易的变化，同当代由于误导和各色人物推助煽惑而造成的总体错位与质的衰变，绝然是两回事，不可以同日而语。炎亭的责难当然属于前一种情况。晚近以来，在武术总体上由刻意追求虚花以至向非武术化趋进的形势之下，许多传统拳械技术都发生了深度变异，有的已到了面目全非的程度。大势之下，一些热衷于追逐时效的地方演练家，对八门拳也大动刀斧，改头换面，删改了许多他们认为不合时潮（或叫“国家规定”）的劲道与动作，添加了许多徒具“饰观”效应的非八门实手的内容，使得曾经在河陇大地随处可见的八门拳，竟变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非复沈园旧观！对百年后八门拳的如此情景，设若炎亭有知，不知又当作何评说。

第六，世传《八门拳谱》中还有“八门步势图”和“八门步势歌”等内容，郝书所引《炎亭揣辨》也有与“八门步势图”相应的文字，这是我的抄本和武术院所藏的两个抄本都没有的。限于篇幅，与之有关问题只能先摆下来，留待以后再做讨论。

最后，谈谈我对八门拳来源一得之见，也谈谈关于如何评价常燕山的问题。

甘肃八门拳可追溯到常燕山，而常燕山的八门拳又来自何方？对此，陇上的拳家并未提供任何线索。我以为，八门拳同流行于河北省的“岳氏散手”有亲缘关系，很象是同一个源头的不同流派。

岳氏散手，亦名岳氏连拳，以假托岳飞创编而得名。这个拳种分布面极广，几乎南北各地都有，但内容和练法多有不同。其肇始也不大清楚，目前所知者，约当清末咸、同年间，河北人刘仕俊曾以此拳在北京设场授徒，得其传者有后来以大枪闻名的沦州人刘德宽（敬远）。刘德宽属于艺综多门面力求融会贯通的改革派武术家，清末民初住在北京德胜门附近，与当时活跃在京城武坛的武术名家多有交往。曾与八卦拳家程廷华、形意拳家李存义等结盟，相约破除门派壁垒，大家每周聚一次，交流技艺，互教弟子，力图融八卦、形意、太极为一体。他最大的成就是纳诸家枪、戟法于陆合大枪体系之中，删繁就简，去芜存精，以求返归杨氏陆合之本位，可惜未能留下文字著作，一生艺业，渐至泯没。刘德宽是先父最为推敬的武术前辈之一，约宣统元年（1909）先父曾拜访过这位名声赫然的前辈，在枪法上得到过他的教益。

刘仕俊所传的拳本名叫“八番手”或“子母拳”，其精要者仅八势，称“八母拳”。技击诀要是八个字，即：“捆、拿、锁、靠、推、打、掷、跌。”刘仕俊擅长擒拿摔跤，刘德宽从其习岳氏散及拿跌等法，后来在北京以传习武术为生。为教学需要，将原来结构简朴的“八母”串编成了套路，并逐步敷衍成二十四个小套子，正式改称为“岳氏连拳”，亦称“岳氏连手”或“岳氏散手”。现在北京和河北省其它地方还有练这种拳的。

八门拳与岳氏连拳在名称术语及技术特点方面的相同点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八门拳异名甚多，常见者有“搌母子”、“八门搌”、“封手母子”、“封手”、“封手八快”、“母子拳”、“八门蕊子”、“八门子母连拳”等等。其中“封手”或作“分手”，“八快”或作“八块”，练家各行其是，并无争执。这些名称同岳氏连拳的本名“八母拳”、“八番手”、“子母拳”等都十分相近。我以为所有这些名称都由“八母”一词衍绎出来，有的是在长期口传中发生了讹变，有些可能是有心人避俗就雅，有意识做了变更。明代陆合枪法中多用“八母”这个词，戚继光所传杨氏陆合枪中的“八母枪”，是大枪对扎训练中一段最基本的程式。程宗猷的陆合枪中称“八枪母”；明末少林僧洪转所传“枪法八母”则是八个最重要的字诀。此外，明代武术术语中经常使用“母”或“母子”这个词，如戚继光陆合枪第一合的第一句就是“先有圈枪为母”，等等。所谓八母拳显然是从这个枪法术语中引伸出来的。有陆合枪便有了陆合拳，有八母枪便有了八母拳，这种由器械向拳术的延伸，正反映出中国古典武术末期一个重要的变化特点。我怀疑“八门”实际上就是“八母”一音之转，但这是有意识的变换，并非口耳相传造成的音讹。这关键的一字之改，实际上等于八母拳完成了自身由俗到雅，由实证到意念，由经验到理论的升华。然而，与大部分拳派一样，八母拳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也走上依傍神秘主义以自炫高古的路子，将八门拳挂到诸葛亮、刘伯温名下，以扑朔迷离的八阵图及八卦、八门之说为根据，扑风捉影，故弄玄虚，是文化层位日益低下的民间武术家们所能选择的最好的理念归宿。

其次，前已论及，八门拳在技术上以拿、跌二法居多，《炎亭揣辨》中的十个字就很能反映这一技术特点。而岳氏连拳的八个字与八门拳的十个字在精神实质上十分相近。岳氏连拳也以擒拿摔跌见长，刘仕俊其人曾以擒拿立名京城，刘德宽也有这方面的专长。今传岳氏连拳的“八母势”的势名为：挣捶势、进退连环势、回身靠挤势、拦腰捶势、双推手势、捆锁靠挤势、琵琶势、研肘架打。看了这些名称，就不难感觉其浓郁的拿、跌特色，也可以看出与八门拳的相近之处。

再次，如同今传八门拳已非往昔之面貌一样，今传岳氏连拳也不可能是刘仕俊、刘德宽时代的老样了，至少我在某些观摩表演的场合所见到的岳氏连拳，在受解放后新编花派长拳影响的程度上，似乎比西北的八门拳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显然与二者传播的区域不同有关系。尽管如此，二者在外场演练风格上仍有相当明显的相似之处。

假如我关于八门拳与岳氏连拳有近亲关系的判断不谬，常燕山的八门拳与刘仕俊所传八母关的确出于一源，则常将它传到西北，变成一个相当庞大的八门拳体系，归到诸葛亮、刘伯温的名下；刘传至北京，变成了岳氏连手，归之于岳飞名下，二者同源异流，各奔东西，各有宗奉，但在依附于神秘主义这一点上却又殊途同归。常、刘都是河北人，时间上大略相近，不能排除二人有某种联系的可能性。再有，刘是雄县人，如八母拳源于雄县，则常燕山很有可能也是雄县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而已，如果有人对此感兴趣，不妨沿着这个思路探索下去，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再谈谈对常燕山的评价问题。

常燕山的身份历来有很多说法，但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民间职业武术家，是一位靠武艺技能为生计的职业拳师。这种职业者由来久矣，唐、宋以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官家服务，如宋代的教头，元代的武师，明、清的教师和教习之类。他们是军中品阶鄙微的技术人员，远不象古典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体面。另一类则寄身于民间。后一类中的绝大多数以在本地设场授徒为职业方式，其中只有极少数人采取游踪无定、四海为家的方式。显然，常燕山属于民间职业武术家中“遍历四海”的一类。尽管常燕山其人其事犹有许多晦蒙不明的地方，但他的武术业绩彰明昭著，他的武术成就很具体，不需要任何虚饰和渲染。简言之，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他自己长时期的探研整理，形成以天启棍和八门拳为骨干内容的一套武术体系；其二，经过他本人精心传授，使这套武术体系终于根植于河陇大地，又经过百年间的发展演变并不断向西北各省辐射，终于成为当代西北传统武术的主体内容，成为一种独特的技术体系和演练风格。可以说，如果没有常燕山所传天启棍和八门拳体系，今天西北的传统武术便黯然失色了。

近百年来，回族武术家名人辈出，所在多有，在近代武术史上占有十分显著的位置。但综览比较后，不能不认为常燕山是其中成就最突出的人物之一，特别在所传技艺之正，传播面积之广，影响之久远等方面，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作为一个少数武术家，他晚年的武术活动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条件下，更具有深刻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意义。我们注意到，他在传授武术时，打破壁垒，一开始就注意协调好不同拳家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以后的和睦相处奠定良好的基础。由于历史的原因，河州两系天启棍间此疆彼界之分确实存在，但直接和间接的交流也一直存在，远非高壁深垒，老死不相往来。回汉两系天启棍长期并行不悖、相安无事的局面，在屡经之后仍能保持不变，乃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文化现象。八门拳的情况就更进了一步。练习八门拳的回汉拳家一般都相处得很好，自来只有技术上分歧，并不存在界线，回汉拳家互传互学的例证不一而足。后来将八门拳传到青、宁、新各省区的有回族拳家，也有汉族拳家，其中汉族拳家居多。常燕山以一个回族客籍武术家的身份，在河陇大地被回汉武术爱好者共同奉为宗师，长期受到各族武术爱好者的尊崇，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