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前言与后记

“前言序言后记专题”

编者按：书、论文的前言序言后记，同学术论文大不一样，多包含作者真挚感情，所谓读其文知其人也！今我们组织“前言序言后记专题”，便是向学界推送一系列文章，让我们共同品味作者带给我们的感情世界。

   黎虎先生近照

《汉唐外交制度史》书影

《汉唐外交制度史》

前　　　言

　　外交是国与国之间以和平方式进行交往、。，是国家内政的延伸，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式和手段。

古代有“外交”一词，泛指与他人或他国之交往。而关于与他国交往，其含义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在先秦两汉六朝时期，其与今天“外交”一词有所不同。鲁隐公元年（前722）祭国国君出访鲁国，《春秋》记作“祭伯来”，而没有记作祭伯“来朝”。《春秋谷梁传》对此解释道：“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

此外，在古汉语中还有不少专门性词语以表示外交。在周代，“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一词不仅在出现较晚，西方国家亦复如是，英语“外交”一词diplomacy的存在也不过两个世纪。现代英语“外交”一词，源于希腊语，其罗马字为diploma,这是古代希腊公使出使时由君主所授予的折叠式证书。但是直到十八世纪末年英语diplomacy才有今天的“外交”的含义

　　　　　　　　　　一 自古就有外交

　　外交与人类文明历史同样古老，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在国家产生之前的氏族部落阶段，氏族部落之间一方面存在着相互的血族仇杀与械斗，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相互的和平交往与交涉。当国家形成之后，这种原始的氏族部落间和平交往、交涉所累积的方式与惯例，。

　　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同时也有着悠久的外交发展历史。早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即前国家时期，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的和平交往已经在文献记载中有了某些踪迹可寻，据说黄帝时“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是远古时期首见之迎接四方宾客职务，而舜可谓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见诸载籍之外事“官员”。据说舜时又曾以“龙主宾客，远人至。”

　　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早期外交亦应运而生。殷商甲骨文中有许多关于“史”（使）和“史人”（使人）的记载，这里就包含有商王朝与周边方国、部落交往之使节；至于“来王”、“来献”、“来朝”和“氐”（致）与“工”（贡）等卜辞，则表明周边方国、部落与商王朝之间存在着某种“朝贡”关系

　　不仅自古以来就有外交，世界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等，也同样有着古老的外交历史。

　　１８８７＿１８８８年发现的“推尔·阿玛尔纳文书”中保存着一些古埃及十八王朝时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公爵写给埃及国王的外交文书，其主要内容“都是些互致敬仰和爱慕，关于通婚的谈判，和请求埃王赐予作战时的援助，赐予金子和礼物。”而第十九王朝的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和赫梯人皇帝赫吐希尔三世所签订的和平条约，则是最早一部传世的国际条约，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实为后来各种国际条约的原型。”

　　印度历史学家萨曼德拉·莱·罗伊在《古代印度外交》中说：“有充足的文献证明，在印度相当早的历史阶段就开始有外交活动存在，并逐渐得到发展。甚至早在吠陀时期的文献中，就提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外交使节，如杜塔、普拉希塔、帕尔加拉、苏塔等。”

　　古代希腊的城邦时代，城邦之间有着频繁的、活跃的外交活动，缔结同盟、订立条约是它们之间最经常的外交方式，而公使则是各城邦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纽带。由此形成了一套国际关系准则和公使制度，前者如通过调停或仲裁解决争端，战争须经宣战始能进行，条约被看作维系国际关系的依据，以誓约来约束条约义务，等等；后者如给予公使以特别的尊敬，享有各种优待和特权等。这些“成了古代世界以后一切国际关系的基础”

　　以上所述表明，不论在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有了国家以后就有了外交；自古就有外交，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二  汉唐外交在古代外交史上的地位

　　在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性外交出现之前，古代世界的外交并非世界性的而是区域性的，即以几个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为中心形成若干区域性的外交圈；再以这些外交圈为中心不断辐射扩大，逐渐相互交叉重叠。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交通、通讯发展水平所决定和制约的。各个外交圈之间不可能立即就建立起联系，而只能先在本区域内若干相邻的、交通条件所许可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这一关系，从而形成区域性的外交圈。各个外交圈之间的联系和融为一体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还须假以时日。

    古代世界的外交圈是以若干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为核心，不断向外辐射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大体以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高原为界，古代世界形成了两个最主要的外交圈，即在其以东的东亚外交圈和在其以西的西方外交圈，后者大致与古籍中广义的“西域”相当，从东方人的角度也可将其称为“西域外交圈”。西方外交圈为地中海、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包括北非、西亚、南亚次大陆和欧洲。这里由于有较多的内海和海峡把它们联系起来，因而形成为最早的、最大的外交圈。在古代航海技术条件下，利用这些内海和傍岸航行技术，可以比较方便地进行联系。在这个地区即使相对比较封闭的南亚次大陆，也早在公元前２５００＿１７５０年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青铜时代就通过海路与两河流域建立起了频繁的大规模的贸易往来

　　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始终是在，而西方外交圈则是多中心的，而且其中心不断地转移。前者具有一元性特点，后者具有多元性特点。到了汉唐时期，与以为中心的东亚外交圈相对应的西方外交圈，先后有以安息帝国、萨珊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外交中心，以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为代表的南亚外交中心，以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法兰克国家等为代表的欧亚外交中心。而以为中心的东亚外交圈，是世界上最稳定、持续时间最悠久的外交圈。这是西方外交圈难以匹敌的。西亚北非外交中心，曾从以伊朗高原为中心立国的安息帝国、萨珊波斯帝国，转移到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立国的阿拉伯帝国；南亚外交中心从孔雀王朝到笈多王朝则呈现时断时续的状况。这两个外交中心还曾一度被立国于中亚的贵霜帝国所取代。欧洲外交中心则在罗马帝国后，逐渐形成以拜占廷帝国为代表的东欧外交中心和以法兰克国家为代表的西欧外交中心。只有东亚外交圈，始终稳定地以的中原皇朝为中心，不论是在统一时期还是时期都未曾改变。由于在整个古代世界中一直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加以有着相应的连绵不绝的史籍记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使得古代外交成为世界上体系最为恢弘、完备，而又独具东方特色的古代外交典范。

　　十五世纪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大陆的发现，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使古代的区域性外交向着近代的世界性外交转变。到了这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迟滞，导致其在外交上开始步入落后和被动的困境，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在列强的炮舰攻击下才被动地跨进近代的世界性外交体系。

　　古代外交发展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先秦时期，为古代外交的早期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外交基本上是在本土范围内进行的；第二，汉唐时期，为古代外交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道路，进入与域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阶段；第三，宋元明清时期，为古代外交持续发展并走向转型时期，其主要特点是盛极而衰，并逐步由古代外交而向近代外交转化。

　　汉唐外交正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汉唐外交一方面是先秦外交的继承和延续，另一方面又在先秦外交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发展、创新和突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汉唐时期，是第一次打开大门与西方世界发生外交关系，从此才有了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外交。先秦时期虽然也有过频繁的外交活动和热闹的外交斗争，但那基本上是在本土范围内的列国交往，还没有广泛地与域外国家和地区发生正式的外交关系。自“张骞凿空”、“开外国道”

，形成了古代外交的一种新形式和格局。早在先秦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已有频繁的交往，但这些少数民族均尚未进入国家阶段，尚处于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在周边少数民族中，首先迈入国家阶段的是北方的匈奴。公元前２０９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标志着匈奴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转变

　　３．由以上两点所决定，汉唐时期便形成和确立了具有三种类型和层次的外交格局和体系。这种外交格局和体系，便成为此后古代基本的外交格局和体系。这三种类型和层次是：第一，中原皇朝与当时的外国、而且现在其地仍在境外的国家的外交。这类国家早在汉代就已有中亚、西亚的贵霜帝国、大宛、康居、安息等，欧洲的大秦，南亚的身毒、天竺、黄支等，海东的三韩、日本等，以及中南半岛诸国等。到了唐代更发展到七十余国之多

　　这三者并非绝对的、凝固不变的。从大的方面来说，在统一皇朝时期只有前二者而无后者，在时期则三者兼而有之。从具体方面来说，这三者在不同时期又有所变化，有的原来是外国，后来又成为的组成部分；有的原来不是外国，但后来又成了外国；，后来转化为中原皇朝。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加以具体分析看待。

　　４．汉唐时期确立和完善了古代外交制度。古代外交制度同样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先秦时期，为古代外交制度的萌芽、孕育时期；第二，汉唐时期，为古代外交制度的确立与成型时期；第三，宋元明清时期，为古代外交制度持续发展并走向转型时期，即古典外交制度之结束及其向近代外交制度之转型。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外交制度已经在逐步产生和积累，它主要由西周封邦建国制度基础上形成的诸侯朝觐聘问制度为蓝本，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演变为以列国之间的使节往还与纵横捭阖之术为代表的某些外交惯例与方式方法。由于这个时期的外交还处于低层次阶段，外交主要是配合兼并战争的一种权宜之计，。虽然早在周代已有“大行人”一职，但它是将外交与封建王侯事务、周边民族事务合而为一，一身而数任，。同时由于尚未出现统一的国家，，战国时齐国已有了负责外交的“主客”一职

　　到了汉唐时期，外交的巨大发展，促进了外交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主管外交的机构，，其外交职能日益强化。秦汉时期的大鸿胪虽然继承先秦余绪，集外交与封建王侯事务、民族事务于一身，但是随着“封邦建国”制度之逐渐名存实亡，封建王侯事务日益淡化，而外交事务日益突显，到了唐代已成为事实上的外交专职机构。，外交政务日益繁忙，在外交事务机构鸿胪寺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一级外交政令机构——尚书主客曹。在汉唐时期，以外交管理制度发展为基础，其它相关的外交制度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和提高，从而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全面、系统、完整的外交制度。

　　汉唐时期古代外交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有着重大的意义。

　　１．这是在古代世界东方独自生成、自成体系的古典外交制度。由于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在亚洲东部，东临大海，北面是荒漠草原，西面和西南面是高原和峻岭，形成一种天然的相对封闭隔绝状态。在这个地理范围内，以中华文明为核心，逐步向四周扩散，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圈。汉唐时期所确立与完善的古典外交制度，就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之一。它与当时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古代外交制度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各自生成、各具特色的，它是古代世界东方外交制度的代表和集大成者。在当时的世界上，西方的古代外交制度是以希腊、罗马为代表，而东方的古代外交制度则以为代表，两者遥相辉映。汉唐时期确立和完善的外交制度不仅是世界最古老、最完备的古典外交制度之一，而且在当时指导、影响、制约着整个古代东方世界的外交实践，其影响所及并已逾越亚洲而达于非洲、欧洲。它不仅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而且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２．汉唐时期确立和完善的古典外交制度，是后世历代皇朝外交制度的基本范式。唐代以后的千年中，历代皇朝的外交制度基本上是以汉唐时期所确立起来的外交制度为基本模式，只是各个皇朝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和改进。直到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衝开闭关锁国的大门，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以１８６１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为标志，古典外交制度让位于近代外交制度。

　　　　　　　　　　三 《汉唐外交制度史》旨趣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汉唐时期的外交制度，探究古代在对外交往中自身的制度，。

，它们共同构成国家机构的完整体制。在国家诸职能中，财经、司法、文化教育、人事等主要治内，军事兼具对内对外作用，唯独外交主要为对外。，，。在古代，最初外交管理是附属于民族与封建事务的，形成民族、外交与封建事务三者混通、合一的管理体制。虽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但是直到汉唐时期，它才逐步从民族、封建事务的附庸地位中摆脱出来，，从而形成、确立并完善了一整套全面、系统的古典外交制度。因而本书选取汉唐时期作为研究古代外交制度的突破口。

　　本书作为著者“汉唐外交制度研究”系列的前编，其主要内容为外交决策与管理机构两个部分，亦即这一历史时期的外交管理制度。

外交决策是外交制度中首要和核心的问题。采取哪些方式进行决策，由哪些成员参与决策，决策的依据和程序为何？这一系列活动的总和，构成了每一时代的外交决策制度及其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机器的运作过程；并由此而决定其外交方针政策的成败得失。古代外交实质上是君主之间的交往，前文所述古汉语“外交”一词即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这个词在早先所强调的是与别国的交往一以是否奉君命为是非界线，奉君命者为是，否则为非。与此相关，古代交聘关系中的“私觌”礼之所以具有两面性，也是这一特征的反映。“私觌”即使者个人面见他国君主并献礼品的私礼，如果是奉君主之命行事则为合“礼”，否则为“非礼”，所谓“私觌，是外交也。”

本书所要阐述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外交方针政策的制订过程，即决策的方式、层次、程序、参与决策的成员、决策依据等。

汉唐时期外交决策的方式和层次，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是以皇帝决策与公卿百官决策为主的两级决策体制，而到了唐代则发展演变为以御前决策、宰相决策与百官决策为主的三级决策体制。外交方针政策是国家的重大政事，在汉唐君主专制体制下，外交决策权力集中于皇帝，一方面他往往亲自进行决策，召开御前会议是其进行决策的基本方式。但是皇帝不可能包揽全部外交决策，，才能保证外交决策的正确性，以维护国家和皇朝的根本利益，因而同时必须辅之以中枢决策集团乃至于整个统治集团进行决策，于是另一方面还有中枢决策或百官决策。而中枢决策与百官决策的最后决断权也集中于皇帝手中。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皇帝决策之外的重要决策方式是公卿百官集议（或称廷议、朝议等）决策，到了唐代则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宰相决策这一新的决策方式。这一变化从表面看是宰相制度之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独相制向唐代多相制演变的结果。从深层来看，，已逐步臻于成熟的反映，其突出表现是三省制的定型，即“中书主出令，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的三权分工、合作和制约机制的成熟。宰相决策这个层次成为唐代外交决策中的重要一环，起着在皇帝与百官之间承上启下的作用。以御前决策为核心，宰相决策为基础，百官决策为辅助，相辅相成，密切配合，运转灵活高效的三级决策体制的形成，表明我国古代外交决策制度到了唐代已经成熟，臻于完善。

　　在汉唐时期，外交决策方式与体制也逐步完成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进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交决策，不论皇帝决策或公卿百官决策都还有着较大的随意性和一定程度的无序性，尤其是皇帝在外交决策方面更为突出，他可以利用朝会或其他场合与臣下商讨外交问题，也可以独自或任意征询臣下意见以作出决断。而到了唐代皇帝决策已经达到相当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程度，运用定期或根据需要随时召开的“常参”会议、“仗下”会议、“延英”会议等不同的御前会议形式，使皇帝与群臣可以比较及时地、充分地商讨外交大政，作出决策。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已经开始出现对于外交决策的审议封驳，但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和体系。到了唐代，随着封驳制度和谏官体制的完备，使审议封驳纳入决策体系之中，成为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就进一步保证了外交决策的相对正确性。

外交决策与内政决策的共性是基本的，但也有其明显的特殊性。除了决策的议题为外交或与外交有关的各种问题之外，从决策的依据来说，综观汉唐时期其议题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方来使、来书所提出或引致的外交问题；二是使节或边境官员报告或提出的外交问题。从参与决策的成员来说，除了一般决策成员之外，也常须吸收熟悉外交问题或外国情况的有关人员，如使节、外交官员或边境军政官员等参与。这是由于外交决策需要具备某些特殊资讯与专业知识，并与复杂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所决定的。

为了把外交决策付诸实施，达到预定的目标和获致预期的成效，必需建立相应的外交管理机构。外交管理机构由来已久，自有了国家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之后，就有了相应的外交管理机构。古代外交管理机构的萌芽可以追溯至虞舜时期，而至少到了周代就已经有了关于外交管理机构的比较明确的文献记载。汉唐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初的一千一百余年），我国古代外交管理机构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是其确立和不断完善以至成熟的历史时期。大体两汉为其确立和奠基时期，魏晋南北朝为其调整时期，唐代为其完善、成熟时期。

　　外交机构是国家外交事务的职能部门，负责国家对外政令和事务的组织管理与贯彻执行。本书所阐述的是汉唐时期外交的管理机构和部门，它们的职掌、分工与相互配合，以及各有关机构的官员的选拔与任职条件和要求等。

　　汉唐时期的外交机构，，前者为诸卿系统的大鸿胪与尚书系统的主客曹，后者乃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配合外交工作进行的其它相关机构或部门，诸如符节台、谒者台、中书舍人、传诏、通事舍人、四方馆、客省等。

，二者的分工大体是以鸿胪主管外交事务，以主客主管外交政令。不过在汉唐一千余年中，它们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在两汉时期，大鸿胪兼外交、民族与封建等事务于一体，。，鸿胪所负外交以外的职责被逐渐释出，如由于封建王侯制度的蜕变，封建事务最终从鸿胪划出，使其到了唐代已经基本上成为专职的外交管理部门。主客曹在最初是在皇帝与大鸿胪之间担当上传下达之责，随着尚书台省在中枢权力地位的上升，它成了凌驾于大鸿胪之上的外交政令部门，而且还不断侵夺、分割大鸿胪的外交职权，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尚书省与卿监关系已经基本协调，因而主客司主管外交政令，鸿胪寺主管外交事务，两者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密切配合。

　　外交工作复杂、细致而敏感，，才能实施并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因而还有许多关涉机构参与其事。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能并非外交，它们只是在外交工作的某些方面或环节加以协助和配合，因而我们称之为关涉机构。正因为外交是这些机构的附带工作，所以在有关官志记载中往往没有或很少提及它们在这方面的职责，我们只能在外交事务的实施过程中得知其所负之职责。这些机构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外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和部门，有了这些关涉机构才能保证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圆满完成。，汉唐时期的外交关涉机构呈现了由少而多、由简而繁的发展趋势，由汉代的寥寥几个机构，到了唐代已发展到三省、六部、九寺、五监、诸省的许多部门，。如果说鸿胪寺是直接与外宾打交道而处于外交第一线的部门，那么在它的后面还有一系列的机构和部门指挥、协助其工作，从外交政令来说，除了主客司对其进行对口管辖之外，还有中书省、门下省的有关部门，以及尚书省六部诸司从不同角度进行外交政令之指挥；从外交事务来说，则有卿监百司从各自不同角度密切配合。正是在这些幕前幕后的密切配合之下，使唐代的外交得以有效地开展，从而取得空前的辉煌成就。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系统，既有分工而又严密配合的较为完备的外交管理体系，表明古代外交管理制度到了唐代已经发育成熟。

　　物盛而衰，当三省六部制发展到唐代达于鼎盛之时，又开始向着衰退的方向转化，因而到了唐代中后期传统的外交机构逐渐闲简，。

，还需要地方各级机构密切配合、协同运作才能顺利开展和圆满完成。因此在汉唐时期地方各级各类机构也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承担一定的外交职责。这些担负一定外交职责的地方机构或部门，在汉唐时期主要为三个系统：地方行政系统的沿边州郡，边防系统的关塞军镇，边境镇抚系统的持节领护诸官。由于它们地处边境，直接与周边国家、地区和民族发生关系，故在外交工作中处于特殊的重要地位。，，。。他们所担负的外交职责是相当繁重和复杂的，举凡外交使节之迎送、外交文书之授受、对外交涉之办理、边境互市之管理…各种涉外事务无所不在其职责范围之内。，。

　　汉唐时期尤其到了唐代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周备严密，相互配合，协调运转的外交管理体制。外交管理已形成为一套周密、完整的系统工程，已成为古代国家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通过本书的论述，我们大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汉唐时期外交工作的整个运作过程，从外交方针政策的制订，外交政令的发布与实施，直至外交事务施行的全过程，及其运转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和环节。

外交管理制度是外交制度的基础和核心，研究古代外交的管理制度，对于进一步认识外交的其他有关制度就有了根柢和依归。而外交制度又是外交史研究的基础和核心，研究古代外交史，必须从研究外交制度这一基础工作做起，否则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深入。

汉唐时期我国的外交制度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外交制度之一，而且其制度之完备、周密，其行用之连绵、久远，其影响与效用之至巨至深，都是古代西方和其他文明古国所不能比拟的，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由于有着举世无双的、自古以来连绵不绝的历史载籍，从而使这一独具东方特色的古典外交制度得以详尽地、持续不断地积累和保持下来，这在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依托于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可以详尽地阐明我国古代外交制度的各个方面，发掘整理我国古代外交制度这一丰富的、宝贵的遗产，建立古代外交制度史这门新学科，对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历史学科，服务于改革开放大业，都具有积极意义。

《汉唐外交制度史》

后  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汉唐外交制度史》，是我所确定的“汉唐外交制度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尚未完成，待其完成之后，庶几勾勒出汉唐外交制度之全貌。然而就这么一册书，前后历时十有五年，驽钝若斯，良深愧叹！

这个课题是在８０年代初酝酿确定的。从１９８２年开始资料搜集工作，当时决定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用笨办法、下苦功夫，力图全面、系统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大约到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做完了基本资料的搜集，共得卡片十六盒约二万余张。之后便开始将已经抄录的卡片进行分类排比，思考、酝酿如何把握有关问题。从排比、分析资料中逐渐理出了一些头绪，放弃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想法，肯定了一些被资料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想法，从而形成了大体上可以提挈这一问题的纲领，初步确立了本书的结构。这些认识来自对基本史料的分析理解，并非凭空臆想。１９９２年决定动笔撰写，适逢本系动员教师申报国家教委“八五”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于是以“汉唐外交制度研究”为题提出了申请，得到了批准，项目期限为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为此，从１９９２年下半年开始有意识地排除各种杂务，到１９９３年秋基本上排除完毕，开始正式撰写。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完成了初稿。接着就着手下一部分书稿的撰写准备，计划待全书完成之后再谈出版之事。但有几位朋友屡屡建议将已经写成的部分先行出版，犹豫再三，直至１９９６年夏才下决心拿出去。但当时因手头有另一书稿急须处理，延宕至１９９７年上半年才得以对初稿加工修改，今始得以付梓。

这十余年，欣逢盛世，士农工商，终能各勤其业。人生最富创造力的盛年已经虚度，如今有幸可以坐下来搞点研究工作，因而决心做一点实事，以夺回和弥补荒废之岁月。然而天不吾佑，贱躯多恙，十余年间，两罹顽疾，三度入院，严重时伏案半小时即感不支，于是求医问药，吐纳导引，百计图存，如是者数年，除应付日常最必需工作之外，研究工作几乎停止。期间商海腾涌，学术之舟亦为之震荡。在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同时，学术研究亦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或谓“知识爆炸”时代已然降临，霎时间著作等身者有之，论文以数百篇、千篇计者有之。自感落伍于时代，见弃于潮流，孤灯黄卷，环堵萧然，不免自惭形秽，见笑大方。窃愧虚索长安之米，每惧养愚藏拙之嫌。个中况味，亦一言难尽矣。然而守愚自得，初衷无改，日就月将，居然成篇。如今虽然完成了部分计划，拿出了区区成果，但此时的心境不仅没有变得平静，反而平添了诸多波澜与不安。古语云：十年磨一剑。十年则有过之矣，剑则实未敢许，时生“覆瓿书成空自苦”之叹。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造而不是重复，是认识未知而不是重复已知。科学巨哲爱因斯坦曾言，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认为前者为创造性想象力，后者为一种技能。要认识未知必先提出问题，是为创造之始之母。创造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然而在创造中出现错误比在重复中不出错误要有意义。故不揣浅陋，提出“古代外交制度”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实因深感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重要的却至今无人问津的问题。人生苦短，十年无几，假我天年，庶几克成抛砖引玉之功，于愿足矣。

值此拙稿付梓之际，我要对于从各个方面帮助、 关心和支持我的研究工作的前辈、师友和学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们是：

前辈学界泰斗中，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不仅欣然为拙著题签，而且拨冗审阅书稿，写出评语，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许；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先生不仅关心我的研究工作，而且给予了大力的、切实的支持和帮助；在动笔撰写之初，我曾向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先生请教，周先生充分肯定这一课题的价值，并建议从先秦写起，允诺审阅拙稿，虽因后来先生清恙而未果，然而他的热情支持对我却起了很大的精神鼓舞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光贤先生对于我的研究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这些年高德劭的学术大师的奖掖提携，关怀呵护，对后学如我者不论在治学与为人方面都起了垂范作用。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祝总斌、吴宗国先生，为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领域著名专家，，建树卓著。由于国家教委研究基金管理规定结项时需有同行专家之评定，因而曾请两位先生审阅了拙稿。他们不惮烦劳，非常认真、仔细地审阅了全稿，不仅写出了评议，而且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极有价值的具体修改意见，对于改进和提高拙稿质量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还欣然应我之请，以评语为基础，为拙著赐序。

在撰稿过程中，有些急需参考而书店或图书馆一时所无的书籍，承蒙以下先生或惠寄藏书，或慷慨赠予。他们是：厦门大学郑学檬教授、山东大学郑佩欣教授、南开大学张国刚教授、烟台大学崔明德教授、台湾文津出版社邱镇京教授等。

在研究过程中，还有许多朋友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关心和帮助。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弓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宏毅教授均自始至终关注并鼓励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多切实的帮助。我曾向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泽咸研究员请教了几个具体问题，承蒙他给予了热情的指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郭小凌教授帮助我掌握电脑技术，从启蒙至日后操作中一切问题与故障之处理，数年如一日，召之即来，风雨无阻，不厌其烦，亲切耐心，令人感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施建中教授藏书甚丰，每逢节假日而又急需参考书时，向其求助，总是慷慨相借。

在８０年代搜集资料阶段，以下几位硕士研究生曾帮助抄录卡片，他们是８４级的张文强君、邓奕琦君，８５级的余桂元君、符丽明君，８８级的何文格君。在１９９５年撰稿后期，张金龙君考取为我的博士研究生，他以极大的热情帮助我搜集有关论著。初稿完成后，他是第一位读者，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又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由于他熟悉书稿的情况，因而被兰州大学出版社特聘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他为本书的修改和出版付出甚多。在修改过程中，９５级博士生李文才君、９６级博士生汪波君、９７级博士生张兴成君曾帮助做了一些核对资料的工作。

最后我要特别提出兰州大学出版社的于泽俊社长和张克非总编两位先生，在当今学术著作如所周知的出版困难情况下，他们不仅慨允出版此书，而且将此书作为重点图书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发行，这种出版家的气度令人油然起敬。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在我急需或困难时伸出援手的师长、朋友、同学的帮助，是不可能顺利完成并出版这个书稿的，故特郑重记述于此，以示永志不忘！

日月其迈。当年开始搜集资料之时，长女黎惠尚在初中、次子黎杨尚在高小，他们也曾踊跃帮助抄写了一些卡片，女儿字迹尚可，儿子则纯为涂鸦，娇女憨男，怡怡如也。如今均已走上工作岗位有年矣。

水平所限，书中疏漏纰谬、论断失中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诸君不吝赐正焉。

                                                          黎  虎 

                               １９９７年仲秋识于

                                            北京师范大学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4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66页。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十五《郊特牲》，《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7页。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61页。此句在《战国策》作：“夫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卷十四《楚一》，巴蜀书社1987年版，上册，第498页。）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七《吴志·张温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33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四十五《息夫躬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83页。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庆历二年〉》：“今诇事者皆知北虏与西贼通谋，欲并二国之力，窥我河北、陕西。若使二虏并寇，则难以力支。今若我能先击败其一国，则虏势减半，不能独举。此兵法所谓伐交者也。元昊地狭，贼兵不多，向来攻我，传闻北虏常有助兵。今若虏中自有点集之谋，而元昊骤然被击，必求助于北虏。北虏分兵助昊，则可牵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则二国有隙，自相疑贰。此亦伐交之策也。”（《欧阳修集》卷四十六《居士集》卷四十六上书一首）这里的“伐交”指破坏辽与西夏通过外交而结成的军事同盟，与颜师古对“伐交”的解释是一致的。

《王安石集》卷四十七，又见《宋大诏令集》卷第二百三十八。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六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七《秋官司寇·大行人》，《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3页。

《周礼注疏》卷三十八《秋官司寇·掌交》及注疏，第903页。

[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十四《康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204页。

参见《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第８＿９页，〔英〕戈尔＿布思主编，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第一版。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页。

《尚书正义》卷三《舜典》及《孔氏传》，《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6页。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3页。

参见拙文《殷代外交制度初探》，《历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５期。

参见范文澜《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３月第三版，第１７９页。

〔苏〕鲍爵姆金《世界外交史》第一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１９５０年７月再版，第５－８页。

陈正容译自《外交学》，斯特林出版公司，新德里１９８４年版，见周启明等编译《国外外交学》，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３２１＿３２４页。

《摩奴法典》第七卷，〔法〕迭朗善译，马香雪中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第一版。

〔苏〕鲍爵姆金《世界外交史》第一分册第，五十年代出版社１９５０年７月再版，第８页。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第一章，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７月第一版。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３月第一版，第２７页。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9、3171页。

参见林干《匈奴通史》第三章，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第一版，第23-26页。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主客郎中》：“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皆载于鸿胪之职焉。”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9-130页。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第3199页。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十五《郊特牲》郑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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